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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流域的文物考古解读神农炎帝文化的起源与传承

2020-02-18 10:52:00 来源: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传承历史有五千年,过去主要停留在书本上,甚至被认为是神话传说,而今已然被考古证实了。2018年五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该工程于2001年被正式提出,目前取得的重要进展包括: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 该项目发布最新成果: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根据这些发现,历史教科书相关内容也将被修改。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的黄河流域,神农炎帝文化始终是该地文明探源工程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一、神农炎帝文化概述

  在历史古籍和传说中,神农炎帝是农业的发明者,是对农业文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先祖,作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氏族部落联盟首领,神农炎帝带领其部落前期主要是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期扩展至长江流域及其他流域,有关神农炎帝的大量信息,不仅为历代史书广泛记载,而且也为大量考古发现和考古资料所证明。

  (一)神农炎帝的伟大功绩

  关于神农炎帝的事迹在古代有很多记载,神农炎帝是中华早期历史上关于农业、制陶、医药、粒食、饮茶、明堂和琴瑟等众多事物的发明家和集大成者,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被历朝历代公认的,我们把神农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归纳为九个方面:

  1、最早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首获嘉禾,善制耒耜,远播五谷,烧陶为器,熟食养民,开创了农业文明的先河;2、最早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抗寒保暖问题,种麻制绳,蚕桑为衣,钻燧取火,烈山烧石,首启避寒用火新途径; 3、最早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治病救人问题,遍尝百草,赭鞭试药,针灸疗伤,茶叶解毒,首发医药养生之先声;4、最早解决了中华民族的住房安居问题,伐石筑城,高台建都,设立明堂,新盖住房; 5、最早解决了市场交易问题,日中为市,致民聚货,各得其所,公平交易;6、最早解决了娱乐问题,发明雅琴,鼓瑟吹笙,春祈秋报,丰收以庆;7、最早解决了治理国家的制度问题,明堂之治,编订历法,礼法有度,首倡教育; 8、最早解决了交流沟通问题,规范语言,发明文字,八穗丹书,结绳记事;9、最早解决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问题。解决了温饱、安居、医疗治病、教化娱乐、礼法制度等等生活所需,衣食住行问题得到了解决,从而最早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和精神支撑。

  (二) 神农炎帝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神农炎帝文化核心价值是神农炎帝精神,具体体现了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善于进取的创新精神,使炎黄子孙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能够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也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神农炎帝文化既是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高度融合的核心部分,也是农业文化的源头,它贯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内容涵盖了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开启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大门,对炎黄子孙的繁荣昌盛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神农炎帝文化如何探源

  神农炎帝距离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超过了五千年以上,但在建国以后的七十年内,国内每年开展的考古挖掘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相关的远古人类生活信息资料,为我们逐步揭开了老祖宗时代的神秘面纱,神农炎帝文化的起源问题和传承情况也渐渐清晰起来。

  关于神农炎帝文化的文物考古主要分地下文物考古挖掘工作和地面文物的收集整理。地下考古挖掘工作是近几十年来国家对于神农炎帝同时期或年代相接近、相关联古人类遗址的考古挖掘,重点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地面文物考古主要是对于与神农炎帝文化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古遗迹以及流散在民间的各类可移动文物,包括历朝历代的各类石刻、木刻、雕塑、古家具、祭祀用品等等的收集整理以及各类文字性的史料记载。

  二、  简论黄河流域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地下文物考古情况

  (一)仰韶文化遗址是神农炎帝文化的产生最直接的证据。

  中国的上古时代,史书记载有神农、炎帝、黄帝、蚩尤等部族,但由于历代疑古现象严重,中华文明史源头一直模糊不清。随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验证了史书记载的正确性。因此,仰韶文化研究对于重建上古史、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意义重大。

  仰韶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曾称“彩陶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分布中心,已见同类遗址1000多处,经大规模发掘的10余处。碳14测定其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可划分为半坡、庙底沟、后岗、大司空等不同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为:①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常见刀、斧、锛、凿等,也存在少量打制石器,骨器精致;②主要日用器为陶器,以细泥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陶上常见彩绘图案,多为几何纹、鱼蛙纹、人面纹等,特征明显;③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有一定排列方式;④有共同的氏族墓葬区,成人墓为长方竖穴土坑,儿童实行瓮棺葬;⑤以农业经济为主,辅以渔猎,饲养猪、狗等家畜;早、中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晚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仰韶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目前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000余处,其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9个省区,基本集中在黄河流域,它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衰落期到父系社会早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神农炎帝正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仰韶文化遗址中诸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做衣、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等,同文献记载中神农炎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

  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范围有很多的考古发现,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了类似于耒耜的骨铲、骨锄等生产工具,以及粟灰的遗迹;在宝鸡的斗鸡台、西安半坡村等地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粟粒、粟壳;山西晋东南、晋南、晋中、晋西北等许多地区的新石器遗址也出土有石铲、石斧、石镰等农具;河南河北甘肃内蒙等地遗址出土了一批较为精致的石制工具,如石犁、石斧、石锄、石铲、石镰,以及陶制品,在挖掘出土的陶瓮、陶罐中贮存有大量的粟、黍类粮食……以上这些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生活用具和粮食种类,都与神农炎帝时代发明耒耜、播种五谷以及“耕而作陶”的记载相符合,充分证实了神农炎帝文化是有据可考的。

  (二)磁山遗址对北方粟作农业起源的考古价值

  粟,北方俗称“谷子”、“小米”,由野生狗尾草驯化而来,是旱作农业的典型作物。我国是世界上粟的种植面积最大也是最早栽培粟的国家,主要栽种区域为黄河流域。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粟,出土于我国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超过7000年,稍早于仰韶文化。磁山遗址粟的出土量相当可观,粟的存储量可达100多立方米,折合重量可以十万斤计。配套的农用工具种类也很齐全,如用于耕作的石斧、石铲,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用于装盛的陶钵、陶盂、支脚等。磁山遗址不同于一般的聚落遗址,主体为灰坑,房址、墓葬、灶坑等则不多。部分灰坑粮食堆积的底部发现有猪骨架或狗骨架,灰坑内粮食堆积上部的黄硬土。《尔雅·释天》中记载的“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明确指出了挖坑埋入贡献是一种祭祀土地的礼仪。磁山遗址的大量储粮灰坑和组合出土物,这种“瘗埋”行为说明磁山遗址应为一处祭地祀年的场所。以粟作为粮食贡献祭祀土地,则反映出磁山文化所处时代,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识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粟,古代亦称“稷”,《说文》称其为“五谷之长”,以“稷”象征谷神,仍是原始先民自然崇拜的延续,代表土地神的“社” 常与“稷”合称指代国家,不仅反映出土地崇拜与五谷崇拜关系紧密,更显示出两者在古礼制度中的重要地位。“社”即为“社稷”,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礼制建筑,其与祖庙并列,享受着古礼中最高级别的供奉。这也是神农炎帝被后人尊为“五谷神”、“稷神”的合理解释。

  磁山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不是偶然产生的,神农炎帝文化的起源也是有根之水,有其深厚的传承依据。

  三、黄河流域重点地区关于神农炎帝文化地面文物的发现以及相关史料记载(以山西省晋东南地区为例)

  仰韶文化地下文物考古在黄河流域相近或类似地普遍存在,但相关神农炎帝文化范畴的地面文物考古却在特定区域有其特殊情况,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陕西、河南是相对集中突出的三个省份,特别是山西省非常密集,具有其他省市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晋东南地区神农炎帝文化概述

  经普查调研,在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包括晋城和长治二个市区范围之内,拥有着最为密集的神农炎帝文化密码, 仅仅晋东南地区现存的有关神农炎帝的庙宇经普查登记过的共有60余座,其中在高平市就有庙宇院落40余座,另外其他县市尚未普查记录的庙宇还有几十座,全省这类庙宇足足超过上百座。在高平市羊头山、长治县百谷山、长子县发鸠山等地,还有保存完好、价值较大的神农城、神农井、神农泉、五谷畦、耒耜洞、滴谷寺、女娃祠等重要历史遗存。

  山西省境内有关记载神农炎帝活动的石碑石刻数量众多、分布极广,时间跨度久远。据统计,山西省现保存有关记载炎帝活动的石碑一百余通,上起魏晋,下至清末民初,纵跨一千五百余年,最具考古研究价值的有以下几块:北齐天保二年五佛碑、隋开皇五年《宝泰寺碑》、唐武则天授二年《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唐天佑七年有“神农乡神农里团池店”字样的墓志铭、明万历三十九年炎帝陵碑等石刻,在全国独一无二,其文物价值无可比拟。

  另外,近十多年间经山西省炎帝文化研究会和山西省华夏炎帝文化基金会挖掘整理出大量流失在民间的神农炎帝庙宇的石碑石刻、木雕画像等文物,其中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就有几百件,有早期的石器、陶器,最早的神农炎帝雕像、各类牌匾、祭祀用品等等,这些文物的年代从新石器到汉代、魏晋南北朝,一直横跨唐宋元明清,是研究神农炎帝的重要实物资料。

  《管子﹒轻重戊》、晋《上党记》、后魏《风土记》、北宋《太平寰宇记》、《山西通志》、明代万历《泽州府志》、清代顺治《高平县志》等古籍,对神农炎帝在山西的记载十分完整,历史文脉清晰可见。  据《元史﹒成宗本纪》《元史﹒祭祀志》记载,“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尝遣祭,禁樵采”,说明在元代皇帝曾经派官员到炎帝陵祭祀,现在已经发现了保存在民间的祭祀神农的元代皇家御赐石碑,证实了元代官祭这段历史,每年四月初八官方民间都要举行祭祀神农炎帝活动。

  在山西广泛流传着很多神农炎帝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习俗,羊文化、祭祀神农炎帝的活动流传了几千年。

  (二)山西神农炎帝文化遗址遗迹的特点

  1、分布范围广、密度大,自成体系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山西祭祀神农炎帝存在着非常完整、系统、成规模的体系,这在国内其他省市都没有的现象。

  祭祀是神农炎帝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祭祀神明、祖宗是古代社会人们必需的日常活动。

  山西范围之内祭祀神农和祭祀炎帝是相对独立的二套祭祀体系,特别是晋东南地区神农炎帝庙宇的名称上就区分的很清楚。

  单独祭祀神农的庙宇有:神农庙、神农上庙、神农中庙、神农下庙、烈山宫、神农祠、神农太子祠、神农药王庙、神农祖师阁、神农药王阁。

  单独祭祀炎帝的庙宇有:炎帝庙、炎帝高庙、炎帝上庙、炎帝中庙、炎帝下庙、炎帝陵庙、炎帝老庙(轨公庙、魁庙)、炎帝小庙、炎帝神农氏庙、炎帝行宫、炎帝寝宫、炎帝祠、炎帝大社、炎帝古刹。

  综合祭祀神农炎帝的其他名称庙宇:五谷庙、神农炎帝庙、先农庙、三皇庙、药王庙、先农坛、社稷坛。

  高平羊头山上的炎帝高庙也叫神农上庙,是神农祭祀先祖的“祖庙”,也是八代炎帝祭祀高祖神农的“高庙”,是神农部落时期和炎帝部落时期最重要的祭祖圣地。

  2、史料记载与文物实物相印证,证实了神农炎帝真实存在过的可信度

  另外古籍《路史》记载的炎帝后代参卢“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是目前知道最早的神农炎帝祭祀活动,现在也证实了发生在山西高平的炎帝陵;山西长子县乾隆十五年《重修熨斗庙碑记》记载有“相传尧胤子就封兹土,筑熨斗台,即祀神农氏于上”,这是讲的上古“尧舜禹”时期关于炎帝神农氏的祭祀活动,现在证实了尧的长子丹朱为祭祀炎帝神农氏而修建的熨斗台。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关于上古时期有关神农炎帝祭祀活动的两条最早记录,其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这里还大量分布着以“神农炎帝”命名的老地名,像“神农城”、“神农洞”、“神农陵”、“神农泉”、“神农井”、“神农池”、“神农乡”、“神农里”、“炎帝陵”、“炎帝岭”、“炎帝城”……等等。在当地流传的有关神农最常见事迹有:“神农获嘉禾”、“神农尝百草”、“神农播五谷”、“神农洗药”、“神农求雨”、“神农制陶”、“神农筑城”、“神农蜡祭”、“神农中毒”、“神农造琴”、“神农耕种”、“神农赭鞭”……这些例子举不胜举。

  3、生存环境与物质条件是最重要的基本保证

  山西有关神农炎帝诞生地的传说很多,主要与粟这种粮食作物有密切关系。我们国家在有文字历史记载以后,一直谈社稷为重,第一重要是土地,第二就是粮食,古代已经把粟归结为国家的象征,神农发现羊头山嘉禾这种最优良的粟种并加以推广,因此这里成了优质粟最主要的发源地。

  晋东南地区文物古迹和传说那么多,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而中华文明兴起的黄河流域,最具备这种封闭、稳定长期条件的就是山西和陕西,而山西无疑是首选,对晋东南地区来说这可以说是华夏文明最理想的“孵化场”。外围大山将这里保护得严严实实,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免除了游牧民族及其他狩猎集团的侵扰;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先民准备了必要的生活资料。这里是文明最先结巢之所,农耕文明在这里最早生根、开花、结果,并逐步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各个角落。

  地下文物考古,证明了神农炎帝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真实可信,绝非前人臆造的演绎故事。地上文物遗存,真实记载了古人对始祖的历代祭奠追思和对神农炎帝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除了地下地上文物的考古挖掘工作取得的成果,大批民间的专家学者们还运用气象考古、海洋考古等方式对神农炎帝时期的生活环境、气象变化、地质状况、天文历法等高难度要求的考古进行论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四、传承与弘扬神农炎帝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国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神农炎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不断的繁荣和发展, 是因为中国有神农炎帝创造的农耕文明作基础,才使得中华民族在“德、智、善、美、义、勇、诚、勤”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一系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我们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世界上存有26个文明形态,唯独中华文化体系从未间断。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出现过四大古文明,唯有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没有中断或灭亡,反而不断赋予其生机与活力,使得当今中国能够走上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这个讲话精神,为我们如何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指导。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民族众、环境条件极其复杂的农业大国,正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农耕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如果忽视或否定神农炎帝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那就等于抛弃中华民族文明的母体和基础,割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那么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成了一句空话。

  总之,有着神农炎帝开创的优秀农耕文化作基础,才使得中华文明以中国为主体,向周边扩散,才形成了涵盖整个东亚,幅射东南亚的中华文化圈。除了中国大陆、港澳台的中华核心文化圈外,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国家,都深受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随着当今中国“一路一带”新战略的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影响世界,吸引全球。如何传承与弘扬神农炎帝文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以来兴起的神农炎帝文化旅游开发热潮就是最好的诠释。

  (作者系山西省炎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