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本会介绍 工作动态 公告通知 炎帝期刊 炎帝研究
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炎帝研究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2019-08-13 10:58:00 来源:

  在欧亚大陆上始于18世纪初并延续约两个半世纪的一条重要国际商道——万里茶道,从福建武夷山市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7省区,经库伦(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

  晋商开辟的这条“茶叶之路”,从南方到北方最重要的中转站,竟然是晋城!晋城地处太行要道,南方的货物北上,蒙古和北方的货物南下,走晋城路途最短成本低,两头不易放空,驼行盛况空前。直到二十世纪初,晋城仍是这条“茶马之路”不可或缺的角色。当时晋城泽州县流行的一句话是——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城当时处在一个货物交换点上,而从河南常平到晋城的太行驿道,可以说是一条太行山上的“茶马古道”。 

  茶之源头 

  激浊扬清,学无止境。《神农本草经》是神农氏的主要著作之一,书中所载“本草”,发明最多的是在太行山及周边地区。说明兹山为属,神农之本,寻找茶之源头。 

  早在西晋时,山西高平城北办事处王寺村出了一位有名的大医学家,在神农尝百草的地方,沿着神农考察过的本草线路,以传统的采食实践治疗法进行系统研究。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四大医圣”之一——王叔和。在最权威的《药性赋》中记载:“本草之作,肇始炎皇,肇始也。炎皇神农氏也,本草之为书,由神农尝百草,一日而七十毒,始兴医药,相救为之本草。” 

  著名高级中医师李玉振先生,对《神农本草经辑注》也进行过多年的研究。认为,1959年4月第一次出版的《神农本草经辑注》,全书共收录365味中草药。其中产地在高平发鸠山、羊头山、王屋山、景山、炎帝岭等地的中草药,有107种之多,占29.3%。其中上品有40种;中品有33种;下品有34种。足可见,神农氏高平羊头山尝百草的神话,并非空穴来风,事实胜于雄辩。 

  据研究表明,仅上党安泽县黄花岭中药材品种多达280多种。如猪苓、黄芩、柴胡、知母、党参、沙参、苍术、黄柏、葛根、霍香、红花、苍耳、射干、薄荷、瓜篓、桔梗、五倍子、五加皮、透骨草、车前籽、益母草、郁李仁、荆芥穗、山菊花、野枸杞、王不留等,可见神农氏发明本草的便捷条件源于这块肥沃的圣土。 

  “茶”,本草之有。源于神农本草之尝,解毒之利也。 

  中国最早记写茶史的人物,莫过于唐代茶仙鼻祖陆羽。在《茶经·卷下·六茶之饮》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 

  寥寥几笔,为我们勾勒出历史的出处和重要的人物故事。最终还是这些人物点缀茶的普及知识和茶的益处。之所以陆羽能成为茶仙圣祖,是《茶经》为天下人所能接受,为中国古代研究概括茶史文化的第一人。通读《茶经》知之所然,其“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决定性论语,源自《神农本草经》记载,“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与西晋太医令王叔和《药性赋》所载:“本草之作,肇始炎皇,肇始也。炎皇神农氏也,本草之为书,由神农尝百草,一日而七十毒,始兴医药,相救为之本草。”同出一辙。说明“茶”真是一服很好的解毒良药,数千年被人们传颂赞美并实用于民间百姓。 

  茶荼之末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茶”字,在古代的说法,与今有别,即“荼”字,如火如荼。“荼”,在古书上原意是一种苦菜和茅草的白花。我们透过“荼”字看“茶”,“茶”本意就是一种苦味植物。“荼”蜀人之谓也。《尔雅·释木》记载:“槚,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 

  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槚,苦茶。蔎,香草也。茶含香,故名蔎。茗蔎,皆茶之晚采者也。茗又为款客之上需也。”《载敬堂集》记载:“茶,或归于瑶草,或归于嘉木,为植物中珍品。稽古分名,槚蔎茗荈。” 

  在原始社会可能还没有分理治疗的说法,只有“食疗合一”和“吃啥补啥,喝啥补啥”之说。茶类植物油的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药用功能,不难为人们所发现它的价值。东汉,华佗著《食经》记载:“苦茶久食,益意思。”所以,古有“夜饮茶,益思欲,而不眠”的说法。然而,古人早就将一般性的药用价值利用到了极致,作为一种常态化食疗法进行长饮常治的保健食品。 

  “食疗”是常见的方法之一,有平常预防和治疗的作用。太行山泽潞地区,现在仍传承一种习俗,在正月十五,要吃“茶饭”,意在除寒。用火燥玉米面,或者黍米面和生姜等,再煮沸食之,补充热量。到春天,吃苦菜,挖蒲公英根解毒开胃。到春夏之交,煮绿豆汤、喝黄芩茶、连翘茶来下火驱温。 

  秋后,喝山楂茶、大黄梨水等,这种简单实用的乡土办法,似乎就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茶习”和对“泡茶”沿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茶苦而寒,最能降火,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 

  至于太行山人有茶饮的习俗,众说纷纭。北宋,王安石《义茶法》记载:“夫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是对每天喝茶的一种评介。但对太行山人所饮用的茶名,基本一致,品种比较多,没有普遍的口味和定性的名堂。 

  在泽州县晋庙铺镇小口村东的碗子城山顶东侧,有一道石垒长城,非常有名。至于年代问题,争议不休。有说是战国至西汉、三国大魏之物,也有说梁晋之物。笔者登山揽之,无意中发现在一块精雕过的青石上,刻有“茶池”二字。此石刻与长城的年代肯定不符,应当是元明代之前,依水起建,供士兵饮茶而息的地方。在一个荒凉的大山之上有“茶池”铭刻,也让人足以兴奋一时。 

  要说与茶有关的石刻,在泽潞地区少之又少,在这里发现“茶池”,无疑是战争守卫者饥渴的栖息地之一。经查古志,羊肠坂道,还有一个名字,叫“饮马古道”。充分说明,这里地势险要,过往马车,登山负力汗流浃背,在此需要补充水份,喝茶而解。 

  泽州县孔匝村,大清康熙六十年(1721)《堆金会添灯请香买茶碑记》记载:“尝闻因修劫累,果熟时香,春耕耘于南陇,秋收粟于北场,岂不从培滋中得来者哉?兹为玉皇上帝面前悬灯列鼎,设晨昏之旺气,张长久之光明……众皆慨然,欣作堆金之会,每岁收利,灌油买茶,上增神前之辉,中解各主之渴。” 

  晋城城区茶园村,清康熙三十四(1695)《茶店镇创修茶房三间碑记》记载:“修盖茶房,施银六两三钱六分。”《重修茶元社普照寺碑记》记载:“勒碑年代不祥,存茶园村。” 

  珏山山顶,清顺治十三年(1656)《创建茶厦石井碑记》记载:“时届桃月,春归暑临。人多望井思源,盖杯茶济渴,能费几许?只此功德,十不见一。倏有陵川县积善村高应斗、高三乐、陡起善念,创建茶厦二间,石井一圆,募化吉土数人,共成茶缘美事,铭兹石碑永垂不朽矣。” 

  青莲寺大雄殿,清康熙元年(1662)《煮茶供饮碑记》记载:“于是会众等发慈悲心,结弘誓愿,各捐赀财,向青莲寺东廊下结庐安灶,躬为烹点。焙之以三昧炎,煮之以方便铛,贮之以甘露盐,既效烹煎之制,兼陈果物之资,以供十方善士渴饮所需,使步履者顿忘神力疲倦,烦何者不觉清凉生心焉?” 

  珏山南顶,乾隆十六年(1751)《恳祈捐金修葺茶房碑记》记载:“前贤善士在顶上坨腰修双茶房共众。兹因年深日久,风雨摧残,劝为修葺。”道光元年(1821)《重修茶亭碑记》记载:“茶亭之建,不知创自何时,考诸古碑,康熙御世曾经重修。至今百余年间,风雨飘摇,又就颓毁。后之之追念前志,不忍坐视,捐金鸠工,再光补葺。一时乐观厥成,故书以为记。” 

  大阳镇茶棚岭,大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碑子岭增补茶棚记》记载:“斯岭旧无茶棚,有之,自康熙壬子岁始,善士王老人必所创也。特两楹耳,而行者憩,渴者饮。至今几二十年,皆称老人之善也。而此地为阳、陵、泫氏之几道,往来者众。古人言:人有善心,神必佑之;神有灵显,必赖人以辅佑之。”民国二十四年(1935)《补修北茶棚记》记载:“大阳镇茶棚岭,吾镇四邻旧有茶棚数所,迄今完整者,则首推此处。其修葺各年月俱有碑不可考,兹不赘述。” 

  上党茶叶 

  神农氏炎帝发明茶叶的问题,大家共认之,与世无争。在大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创建关帝庙碑记》记载:“泽州南二十五里,地名道口,右有茶庵所,采山茶,汲泉水,以济行人之渴。”一句采山茶”之语,帮我们道破天机,说明太行山有自己的“山茶”,为过路者服务和提供的“茶”,不是外来“茶叶”。 

  综上所述,太行山人也并非不喝茶,既然喝茶,喝的是什么品种的“茶”呢?太行山地区产茶吗?产的是什么茶?笔者为一系列的问号所打动,用心察之与探索。认为太行山人有自己的茶文化,而且有可能就是神农发现的早期药茶。如黄芩茶、连翘茶、桑叶茶、山楂茶(红果茶)、苦荞茶等,都是本土惯用的名茶精品。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岑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致之。”说明“黄芩茶”,在西晋时仍是山西人常饮用的主茶之一。《旧唐书·李玉传》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怯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 

  追溯太行山之茶,为数者不在少数。近年,笔者数十次的走访泽潞县区老人,追溯太行山人茶饮。太行第一山茶是“黄芩茶”,第二是“连翘茶”,第三是“苦荞茶”。 

  民国之前,晋东南人最追崇的茶叶品种并不多,主要是黄芩茶、连翘茶、大叶茶、苦荞茶、山楂茶、花茶、红茶。黄芩茶、连翘茶,主要流畅于太行山地区;大叶茶,主要在屯留、长子、安泽、沁源县地区;苦荞茶,流行于武乡以北地区;山楂茶盛行于泽潞地区太行山东南。解放后,流行喝菊花茶、花茶、龙井茶、红茶。 

  改革开放后,引进铁观音茶、毛尖茶。2000年之后有了普洱茶、苦茶等,繁盛茶世。泡水泊茶,煮茶为饮之人日盛,太行山自生产物的茶饮几乎殆尽,云南普洱茶销售网点林立,被外来茶占居了泽潞地区主要市场。 

  唐代,陆羽《茶经·一之源》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疗。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明代,医学家龚廷贤在《药性歌括四百味》记载:“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荣养卫。党参甘平,补中益气,止渴生津。” 

  从陆羽记载的内容来讲,茶的上等品,生于泽潞地区,尤其是“党参”,更是佳品。然“党参”名贵,饮用者只能是达官贵人。《太平寰宇记·潞州·上党县》记载:“《紫团山·地理志》云,此山出人参柴草。”唐代,韩翃在《送客之潞府》诗云:“官柳青青匹马嘶,回风墓雨入铜鞮。佳期别在青山里,应是人参五叶齐。”清初,汪认菴《增补本草备要》记载:“人参向以上党为贵。”大清,毕振姬《四州文献·九域志》记载:“唐宋元时,上党潞州、泽州、沁州、辽州,每年皇贡党参重负。仅宋时潞州上党郡贡人参一千斤。” 

  茶史备要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将神农的历史推举到一个原始起发之源。又在《茶经·七之事》记载:《神农食经》云“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晏子春秋》记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岑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致之。”华佗《食论》记载:“苦荼久食,益意思。”《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注》云:春采之。” 

  《神农百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成为研究茶文化的开路先锋和时代里程碑。一组考古数据让人叹服不已,考古学家认为茶的历史始于以河姆渡文化时期,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现就出土了6000年前的古茶树。目前为止,也是我国茶叶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说道“茶树”二字,笔者走访过多人,对“茶树”并不太认可,并非只有“茶树”才能生茶。北方黄芩茶,就不是“茶树”之列,一样长茶。就连翘茶而言,也不为“茶树”,当地人称“树不落”,也为“迎春花”。古诗云:茶树本是神农栽,朵朵白花叶间开。栽时不畏云和雾,长时不怕风雨来。嫩叶做茶解百毒,每家每户都喜爱。 

  在周代时期,中原人几次大迁徙,将茶带入四川、云南一带。 

  我国现存最早完整记载茶学文化的历史资料,莫过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正月十五日。西汉,王褒著《僮约》,是在陆羽《茶经》之前已有的一部历史专著,为茶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僮约》记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的文字,说明在四川一带已有茶叶商品的存在,是茶叶进行商贸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从考古求实学上讲,笔者在山西泽潞地区,多次见过出土的战汉青铜茶俱,印证王褒之记并无虚言。 

  东汉《桐君录》记载:“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煮盐人但资此饮。”《三国志·吴志·曜传》记载,吴国孙权之后,孙皓君王有“密赐茶荼以代酒”的文献资料。唐广德年间,唐太宗大历五年(770年)开始在浙江长兴县顾渚山建贡茶院,以“龙团茶”进贡皇家,延续至明洪武八年(1375)。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征收“茶税”,同期陆羽《茶经》问世。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日本僧人最澄大师感到珍奇,带茶籽茶树回国种植成功。因此,茶叶引入日本。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开始在今福建建瓯(建安)设宫焙,专造北苑贡茶。从此,“龙团茶”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大观元年间(1107),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开》一书,以帝王之尊,倡导茶学文化,弘扬茶之精髓。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专设茶司马,从事司茶贸易活动。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发布诏令,废除团茶,兴起叶茶。从此,“龙团茶”(饼茶)改为散叶芽茶,对炒青叶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其实,中国的茶叶,在明代已经远渡重洋销往欧洲市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荷兰人自澳门贩茶,转入欧洲。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皇朝派钦差大臣入俄,并向俄皇馈赠茶叶。大清顺治十四年(1657),中国茶叶在法国市场已有销售。康熙八年(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从万丹运输中国花茶入英。康熙二十八年(1689)从中国夏门出口150担茶叶运抵伦敦,康熙二十九年(1690),中国茶叶获得《美国波士顿出售特许执照》,到乾隆十五年(1750),茶叶已经变成英国人的全民饮料。光绪十二年(1886)创华茶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41万吨,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光绪二十二年(1896),福州成立机械制茶公司。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首次组织茶叶考察团赴印度、斯里兰卡考察茶叶产制,并购得部分制茶机械,大力宣传茶叶机械制作技术和方法,传统的制茶工艺走上机械化道路。民国五年(1916),中国茶叶运销丹麦。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整个十八世纪中国输出欧洲的茶叶达721万担左右。其中荷兰178万担,英国400万担,法国、丹麦、瑞典143万担。红茶占80%,达576.8万担,平均年输出5.768万担。不含出口俄国数字733881担,其中红茶、黑茶各占一半,平均年出口红茶约3700担。 

  清代,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山)西商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张正明著《清代的茶叶商路》记载,大约从乾隆三十年(1766)起,在晋帮商人的大力推动下,逐步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州大陆的陆上国际茶叶运销路线。比如,福建武夷茶的运销线路是: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襄樊,贯河南入泽州,经潞安抵平遥、忻县、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内蒙古到库仑(今蒙古乌兰巴托),北行达恰克图(城市名,曾是中国境内的中俄通商要埠)。”《山西外贸志》记载:在这条商路上车帮、马帮、驼帮络绎不绝,蔚为大观,成为一条生要的国际商道,号称“茶叶之路”。《山西公路交通史》载:“山西东南部的晋城、高平,是当年北运茶叶入省的一个重要中转站”。高平汤王头村古为高平关旧址,民国老人常说,骑驴圪挟官道险,悠然自得控南北。货易天下水流逝,坐品茶闲看八音。 

  明末清初,茶叶相当发达。全国有16省区,600多个县产茶,面积为1500多方亩,居世界产茶国首位,占世界茶园面积的44%,产量已超过800万担,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总产量的17%。 

  1984年全国出口茶叶280多万担,约占世界茶出口总量的16%。江南栽茶更加普遍,据数据记载,1880年,中国出口茶叶达254万担,1886年最高达到268万担,这是当时中国茶叶出口最好的记载。